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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青最后修改的《创业史》样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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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青(1916—1978)是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作家,著有长篇小说《种谷记》《铜墙铁壁》《创业史》、中篇小说《狠透铁》等。其中描写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《创业史》,是新中国“十七年文学”的扛鼎之作,也被誉为“经典性的史诗之作”,出版后风靡全国,影响尤为深远。

柳青用一生践行着“深入生活,扎根人民”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,其创作态度极其严肃,他曾说过:“人民的作家……凡出手的文字要本着‘为社会负责,为读者着想’的宗旨。”从《创业史》第二部上卷样本中柳青所作的多处修改,我们能感知这位伟大的作家对文学的认真与虔诚,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,仍在孜孜追求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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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外发现43年前柳青样书

2020年初春,我采访柳青先生大女儿、《柳青传》作者刘可风老师时,意外发现一册1977年出版的《创业史》(第二部上卷)单行本与众不同,遂讨来研究。

这是一本小32开、薄薄的书,包着土灰色的书皮,此前夹在书柜一排尘封的旧书中,看不出有任何特别之处。该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,版权页标注:“1977年6月北京第1版”“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”,定价0.38元。全书12万字,小说正文182页,内页自然泛黄,除两页破损有粘贴痕迹外,品相基本完好。取下书皮,《创业史》(第二部上卷)淡绿色封面呼之欲出,这是柳青亲定的素雅装帧。书中有多处钢笔书写痕迹,字迹工整、清晰可辨。在扉页印有书名、出版社信息之间的空白处,工工整整写着两个蚕豆大的字——“样本”,字下面还各划了一个圆圈。扉页左下角有一行竖写小字——“一九七七年九月廿九日到。”令人阅之怦然心动的是书中正文有多处修改,虽说改动不大,但修改内容非同寻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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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本书可靠的来源传承和字迹内容的契合度,笔者又查证了相关资料,推断样书为柳青生前所有,字迹亦亲笔无疑。慎重起见,笔者携样书向刘可风老师当面请教。“这就是柳青的样书”,刘可风认真翻阅全书所有手写字迹后,十分肯定地说,“父亲的字迹我非常熟悉,扉页题写和正文修改内容都是他的字!”刘可风还剥下书皮展平,书皮原来是一页拆开的信封。信封正面的寄信人处印着两行红字,上面一行大字为“上海人民出版社”,下面一行小字为“绍兴路5号电话:378250电报挂号:2220”。当年她见父亲很爱惜这本书,就用信封包了书皮。信封表面磨损严重,笔者查看再三,在折痕处发现了字迹漫漶难辨的收信人:“柳青同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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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底是谁把样书捎给柳青

柳青为什么在样书扉页不题写某年某月某日“购”,而要别别扭扭地写某年某月某日“到”呢?

《创业史》责任编辑、中国青年出版社王维玲先生在专著《岁月传真》(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)中,给我们解开了这个疑问。王维玲在书中《柳青洒在〈创业史〉上的生死情》一文中这样写道:“《创业史》二部上卷出版了,我立即托人将样书捎给他,为的是让病中的柳青高兴高兴。”自1960年《创业史》第一部问世到1977年出版第二部上卷,一晃过去了十多个春秋。柳青曾慨叹:“这上卷写于一九六○——一九六二年,放了十五年,重新拿起,一九七三年改了一次,一九七七年又改了一次,文学史上的小说,哪里有这样雕刻的。”捧着从北京千里迢迢送来的样书,抚摸着光洁的纸张,嗅着油墨的清香,为了文学事业在“文革”中饱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柳青此刻不知作何感想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他郑重其事地在样书扉页签下了这个此生值得纪念的日子。由于样书直接来自出版社,未在市场流通,因而书上见不到加盖的销售印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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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谁给柳青捎来了样书?王维玲书中没有细说。2019年11月,与柳青先生亦师亦友的编辑王维玲追随先生驾鹤而去,同时也一并带走了能够破解柳青研究诸多悬疑的密钥。包书皮的上海信封值得玩味,它竟然没有收信人地址、邮戳和邮票(包括撕下邮票后的痕迹)。它有没有可能恰巧被王维玲或者捎书人装过样书?笔者对熟悉柳青和王维玲两人、当时往来北京和西安的相关人员进行摸排,同时符合以上多重条件的上海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郭卓进入了笔者的研究视野。她是1959年第6期《收获》杂志全文刊发《创业史》第一部的组稿人,不但与柳青联系紧密,而且与王维玲十分熟络,更巧的是她1977年冬“从北京回沪,特地绕道西安去看柳青”(见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6月出版的《现代作家书信集珍》一书;书中郭卓将时间误写为柳青去世后的“1979年冬”,联系文中提及的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后、柳青住在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、修改《创业史》第二部下卷校样等细节,推断时间应为1977年冬)。如果就此断定样书一定是王维玲托郭卓捎来,理由似乎尚不完全充足:一是郭卓在文中没有记“千里捎书”一事;二是《收获》杂志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虽同在上海,却是两家没有隶属关系的单位,地址也不在一处。因而,到底是谁捎来的样书仍是未解之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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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青(左一)与《创业史》主人公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(右一)在稻田劳动。

《创业史》第二部上卷是“献礼书”

笔者以时间为经,将《创业史》第二部上卷的出版过程作了简要梳理:1976年10月,柳青说“原想今冬争取将二部上卷发到工厂,现在看来已经无望了”;1976年11月,柳青决定先着手出版第二部上卷;1977年初,柳青把第二部上卷前十二章寄给出版社,要求先发印刷厂排版,其余章节“争取五月前搞出来”;4月中旬,柳青把第十三章寄出,至此第二部上卷书稿全部付梓,王维玲回忆“比预定计划拖后了一个多月”,柳青也催促出版社“望你们很快发工厂,补排上去”“望认真抓紧”;5月,柳青到北京躲病(因哮喘躲避关中小麦扬花季节),他对前来看望他的作家阎纲说:“《创业史》第二部上卷即将出版”,“第二部上卷很薄,不到第二部的一半,只是一个心意!”(见三联书店2012年6月出版的《文网·世情·人心——阎纲自述》);《创业史》第二部上卷出版后,王维玲“立即托人将样书捎给他,为的是让病中的柳青高兴高兴”;收到样书的柳青“看了并不那么高兴,太单薄了。当然,以质取胜,不比当今一册厚书有愧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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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者发现《创业史》第二部上卷样书的出版时间扑朔迷离,至少有三种不同“表述”:一是样书版权页标注的时间“1977年6月北京第1版”“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”;二是柳青收到样书之日(1977年9月29日)前不久;三是王维玲回忆的1977年“十月《创业史》二部上卷出版”。哪种表述是相对准确和真实的出版时间呢?

首先,样书“1977年6月”出版不可信。这时柳青正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宿舍楼,如果新书出版他必然会第一时间见到,王维玲压根没必要在几个月后再托人捎给病中的柳青以期使他“高兴高兴”。《创业史》第一部出版后,王维玲一直密切关注着柳青接下来的创作,无缝对接着《创业史》第二部的出版。至少在1976年10月,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正式将出版第二部上卷提上了议事日程。由于受病魔屡屡干扰等客观因素影响,柳青被迫多次推迟了第二部上卷的交稿时间。当时书籍出版实行的是“计划供给模式”,读者按照出版社提前发布的出版预告预订图书。据此分析,样书版权页标注的“1977年6月北京第1版”或许就是预告的出版时间,而实际出版时间应该晚些。

其次,印制样书时间必然早于柳青收到的时间。柳青1977年9月29日收到样书的时间应无异议,以这一时间为基准,适当扣除捎送路途和转赠时间——它的印制时间大致为1977年9月中下旬。

最后,柳青9月底收到样书,而王维玲称该书10月出版,难道是他记忆有误?笔者不这样认为。王维玲既是《创业史》责任编辑,也是此书出版最权威的当事人,他对版权页标注的“1977年6月北京第1版”“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”字样视而不见,却故意写成10月出版,必然事出有因,不应贸然否定。

王维玲所说的10月与柳青收书时间十分接近,笔者不由得想到出版界较为普遍的情况,即书籍印刷时,印刷厂常常会先装订少量样书供编辑校核或抢先上市,随后根据印刷工期批量装订成册。如此推断柳青创业史思维导图,王维玲送柳青的或许就是1977年9月中下旬少量印出的样书,而该书10月才大批量投向市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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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书出版是一项综合性工程,出版社往往会将优秀图书安排在最合适的时间推向社会,与读者见面。记得1959年4月《稻地风波》(《创业史》最初的名字)在《延河》月刊连载时,中国青年出版社就打算抢在同年“配合建国十周年的宣传”出版《创业史》第一部,后来柳青为了精心打磨作品使之更为完善,而将出版时间推迟到次年。鉴于此前《创业史》第一部巨大的社会影响,出版社1977年出版《创业史》第二部上卷单行本,会不会继续走“献礼路线”?

阎纲1977年夏在北京拜访柳青先生前,从其他渠道了解到:“柳青……同意将第二部前十三章先行出版,作为向党中央献上的一份心意。”柳青4月中旬已将第二部上卷最后一章交出版社排版,出版社6月完成排版、7月完成印刷向建党献礼应不存在悬念。但是不知因何原因,《创业史》(第二部上卷)错过了“献礼建党”,延迟成了“献礼国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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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青《创业史》手稿

柳青样书或为“试印本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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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《创业史》第二部上卷单行本的版本进行考证,简直是一桩如同侦探破案似的精神历险。

笔者收集到4家出版社的《创业史》第二部上卷单行本,按照第1版印刷顺序,它们分别是:1.中国青年出版社,1977年6月北京第1版,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;2.陕西人民出版社,1977年9月第1版,1977年9月第1次印刷;3.四川人民出版社,1977年6月北京第1版,1977年11月四川第1次印刷;4.山西人民出版社柳青创业史思维导图,1977年9月北京第1版,1977年11月山西第1次印刷。经相互比对,以上各书除封面和版权页的出版社、定价及纸张等有细微差别外,182页小说正文一字不差。

综上所述,中国青年出版社只有“1977年6月北京第1版”,而陕西人民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分别标注的“1977年9月第1版”“1977年9月北京第1版”,书中正文甚至连排布不均的多余空格都一模一样。由此似乎也印证了中国青年出版社的“1977年6月北京第1版”,实际定版时间或许就是1977年9月。

在核查同为中国青年出版社“1977年6月北京第1版,197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”的《创业史》第二部上卷单行本时,笔者发现有两种微小差异的版本存世。由于这两种版本流传于今的数量差别较大,笔者为表述方便姑且称存世量少的为“试印本”,量多的为“量印本”。这两种版本封面、正文、纸张、定价等都相同,只是版权页内容有细微差别:其一,“量印本”比“试印本”增加了“封面设计:方鄂秦”“2插页”字样;其二,“量印本”《出版说明》中“生产合作社的成立”一句,“立”字误排为“加”,及时发现后在“加”字旁人工补盖红色铅字“立”;“试印本”此句无差错。

从“试印本”《出版说明》无差错、“量印本”有错字又及时“纠正”推测,版权页至少排过两次版。从增补“封面设计:方鄂秦”“2插页”情况判断,“试印本”版权页应该排印在先,“量印本”版权页排印在后。

柳青样书的版权页《出版说明》无差错,也无“封面设计:方鄂秦”“2插页”字样,是早于“量印本”的“试印本”,这更印证了此前的推断: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9月中下旬先印出少量“试印本”,王维玲第一时间托人将书捎与柳青;配合国庆献礼的“量印本”晚于“试印本”,直到10月才大批量印刷上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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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青在《创业史》第二部上卷样书上的部分修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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